问：听说为了研究故宫，您从1949年之后去了一千多次故宫，请问您是自己买票进去的，还是有特别通行证？

阎崇年：我去故宫，开始是买票，那时候是一块钱，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。后来我是带单位的介绍信去看档案，一个介绍信管一个月，过一个月再换一下。比如说暑假，除了休息以外每天都去。开门之前先到西华门外等着，一开门，出示介绍信，就进去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带一个窝头，中午那时候没有茶水，会给你一碗白开水，我一面吃窝头，一面喝白开水，然后接着看档案，一直到下午闭馆出来。我大概这样连续去了有五年左右。

后来我在北京史学会任秘书长，很多会议都在故宫开，带开会的通知就可以进去了。后来我参加了紫禁城学会，开始是会员、后来是理事、后来常务理事、后来副会长，去故宫有时候带证明，有时候在门口说一下，给个条进去。

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课后，故宫更多人认识我了。有一次去开会，看大门的先生手一伸，“阎老师，请，您不用登记了。”

还有就是为了去考察，事先约故宫的朋友在门口等我，比如我们去了坤宁宫，有三口煮肉的大锅，这个锅的直径多大、多深？他们陪着我，到了锅盖上面，拿皮尺量。所以，有些地方就是为了做研究去的。

为什么雍正由乾清宫搬到养心殿了，雍正从出家门到办公室的门距离多少？我都亲自带着尺子去测量。

问： 您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出版过《大故宫》3本，还有《御窑千年》等等，2020年推出《故宫六百年》，在创作内容上创作心态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

阎崇年：我写了《大故宫》，还要再写《故宫六百年》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一个字：缘，这个缘有三个表现。

第一，情缘。因为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，到我，四代在北京，早先他们年轻时就从农村到北京，每隔两年回家探亲一次，到60岁老了再落叶归根。从北京回到老家，要讲故事，讲什么？就讲北京故宫的故事。我小时候听着奶奶讲故宫的故事长大的。

第二，地缘。后来我到了北京，住家在长安街南侧，距离天安门不到1000米，这是地理的地缘。我上中学的学校是清朝的昇平署故址，就是清朝皇家的剧团，所以我们学校和故宫就隔了一条街，这也是地缘。

第三，学缘。我学清史，我去故宫看档案、开会、参观、调查，给我提供了很多学术的条件，还有故宫很多的老专家、老朋友，经常跟我交谈故宫。

这样，我跟故宫有了情缘、地缘和学缘，所以我愿意写故宫。

《大故宫》写完了以后，觉得言犹未尽，还要接着写，为什么呢？《大故宫》主要是以建筑为一条线索，从横向来讲故宫。而这本《故宫六百年》是纵向，从明初永乐建故宫一直到现在六百年。因此我们读故宫可以纵观也可以横览，纵横交叉互相切换，更加立体去了解它。

问：这几年写故宫的书比较多，一种是写故宫里的藏品，有一种是写故宫的建筑，还有一种写故宫的历史，现在还有人写故宫的网红人或者是网红猫。您所著的《故宫六百年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

阎崇年：从藏品、建筑等等来写故宫的书太多了。但是从永乐建都一直到2020年，把这六百年按照时间顺序写下来，用上下两册系统说下来，好像在之前还没有。这样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读本，从故宫的营建，兴起，中间遇到了灾难，后来再兴起，改成故宫博物院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故宫博物院，这么一条线索，六百年连起来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
《故宫六百年》内容突出一个字：正，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第一，正说历史。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，不能戏说，只能正说。言必有据，所有重要的话都注出处。

第二，正说故事。这里面选了大约有一千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有根据，都有记载，没有一个是我编的。

第三，正说道理。一本书光有道理没有故事，不好看；光有故事没有道理，不深刻。我讲了很多故事，基本上每一讲最后都抽出一些带有经验性的、总结性的、规律性的道理。

所以这本书的特点，一是正说历史，二是正说故事，三是正说道理，这是我送给广大读者朋友、媒体朋友一个小小的礼物。

问：很多人去故宫参观，总是问，冷宫在哪里？

阎崇年：冷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，皇帝对哪个皇后、妃子不满意了，就把她贬到某个宫里。具体查哪个人打到哪个冷宫了，如果能查到，就可以顺图索迹，找到你要找的地方。